地铁工地挖出尸体疑为女性 满身污泥被塞进塑胶桶


两位作者提到,新冠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能有效地跨越边界,并威胁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疫情在美国各地的流行程度各不相同,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但总体而言美国的新冠病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然而,在非常时期,各州和联邦政府可以启动紧急权力,以扩大其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公民生命和健康的能力。截至2020年3月27日,所有50个州、数十个地方和联邦政府都宣布了COVID-19紧急状态。由此产生的行政权力是广泛的,它们的范围从停止商业活动到限制行动自由,到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征用财产。

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Michelle M. Mello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系副教授Rebecca L. Haffajee联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在线发表观点文章“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 The U.S. Response to Covid-19”。她们在文中明确表示:新冠肺炎COVID-19已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主要弱点。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联邦制的阴暗面,它鼓励对流行病采取敷衍应对。美国的做法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通过迅速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战略,防止了社区间的广泛传播。而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来指导统一的应对措施,“很快就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即它将成为COVID-19疫情的新震中。”

那么,美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统一的应对措施?作者们认为,“很明显,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布白宫和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因为自愿遵守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接管所有公共卫生命令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协调,但还有其他选择。”

他提到,只要我们按照要求做好科学防疫,防疫与公共复产工作可以兼顾。

“今天,我们发现处于相反的情况:联邦政府做得太少。”作者们在文中指出,或许是由于联邦政府官员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在早期发表了误导性的声明,公众意见也一直在权衡利弊,不愿采取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困难的措施。股市暴跌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作者们提到,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紧急法律框架的主要担忧是,它给予官员们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糟糕的决策却很少进行审查。通常,人们担心的是,官员们为响应公众要求会采取不适当的强制措施。例如,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新泽西州州长下令一名从塞拉利昂返回的护士接受隔离,尽管她的病例并不符合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指导方针。

杨占秋认为,Peter Antevy发布的图片中IgG的横线颜色确实很淡,是否真的IgG阳性还需要通过酶标仪去检测,而不能肉眼判断。不过,对于留言者“无法区分新冠病毒和其他冠状病毒”的说法,杨占秋认为没有根据,因为新冠病毒抗体检测就是“用已知新冠病毒抗原来检测未知的抗体”,而非检测所有的冠状病毒,“就好像一条长矛,只配特定的一面盾。” 根据PeterAntevy提供的该检测工具的说明文档,该工具对IgG抗体的敏感性达到98.8%,特异性达到98.7%。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